朱天：难点还是在于数据，各个国家的收入数据也不大有可比性。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时，学者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数据公开得太少。国家统计局有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但只公布一些加总的数据，而不公开详细的数据，很难拿来做研究用。因为数据不足，做研究的时候还需要靠“猜测”和各种外部印证，由此做出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力，无疑将大打折扣。

 

另外，统计局的住户调查对高收入人群的覆盖率不够，所以，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有可能被低估了。研究收入分配最好最全的数据应该是来自个人所得税记录，几年前我国开始要求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做年度申报，前年开始实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所以国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数据。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上面说到的皮凯蒂）采用超高收入（top income）波音平台网站，人群的收入占比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而不采用基尼系数，认为前者能更准确地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及变化。如果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数据可以公开，我们就可以很准确地去估算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从而克服住户调查数据覆盖率的偏差问题。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些数据不可以在脱敏后让研究者使用。

 

经济观察报：从经济理论和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法是什么呢？

 

朱天：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第一次收入分配（也叫初次分配）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必干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实现第二次收入分配（也叫再分配）来降低分配不均的程度。当然经济学家也知道，初次收入分配本身也可以变得更平等。例如，当工会力量强大的时候，可以通过谈判提高工人的工资，相应地也就降低了资本的收入。另外，反垄断也属于第一次收入分配的问题，因为企业从垄断行为中获得的利润会增加收入不均的程度。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户籍制度等制约劳动力流动的一些因素也会加剧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均。在中国，改善初次分配的措施可以包括打击腐败，减少寻租机会，消除部分国有和垄断性企业的特权，增加城乡居民教育机会上的公平，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的步伐，让更多人进入生产率更高的行业。

 

但不管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几乎一定是较不均等的。即使是税后收入分配（即第二次分配）最均等的北欧国家，其税前收入分配（即初次分配）也很不均等，丹麦税前的基尼系数达到0.45，瑞典为0.43。而像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税前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5。但经过第二次分配之后（在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后），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都大幅改善，丹麦、瑞典的基尼系数分别降到0.26和0.28的水平，法国降到0.29，英国0.37，美国则降到0.39。

 

与上面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二次分配的力度要小得多。中国没有公布税前的基尼系数，波音平台网站，但是估计与税后基尼系数差别很小。即是说，中国初次分配的不均程度可能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相似，但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比他们低，所以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更高。

 

经济观察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挑战有哪些？

 

朱天：从表面上看，中国第二次分配（即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增加转移支付）的空间很大，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2019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只有1万亿人民币，占GDP的1%，占各项税收总额的1/15，这是非常低的比例，说明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没有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但是，中国要在短期内通过提高个人工资所得税来显著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大现实的。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用缴个人所得税的，而提高纳税人口的覆盖率似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有矛盾；对于已在纳税的工薪阶层，中国的所得税率已经不低，最高的边际税率达到45%，几乎没有提升的空间。对于超高收入人群，他们的大多数收入并不是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资本所得。所以，如何提高资本所得税可能才是要考虑的方向。中国现在的税收结构是间接税为主，直接税（包括所得税）为辅，个人所得税覆盖率过低，边际税率过高，而大多数资本所得却不用缴税。

 

纵观全球，超高收入者的实际缴税比率偏低是个普遍的现象。他们当中很多是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有些人——如美国的两位巨富盖茨和巴菲特——还批评政府对他们收税过低，公开宣布愿意多缴税。我相信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很多也会支持资本所得税，但是国家要在合理合法、公平透明征税的同时坚决保护税后合法私有财产。

 

从上面分析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措施，波音平台网站，都难以在短期内很快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均。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公共福利来改善由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央提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非常及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中国的公共福利支出占比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政府支出结构应该由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到以提高公共福利为核心。如果每个人都能比较均等地享受到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福利，那么即使收入本身差距大一些，也不至于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论语与算盘

 

“论语与算盘并不矛盾，义利可以合一”

 

经济观察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怎样的关系？ 

 

朱天：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一部分人很富，波音平台网站，多数人贫穷，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没有经济发展，那只能是共同贫穷。

 

两年前，以研究经济增长而出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及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研究创新与超高收入分配不均（top income inequality）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创新多的地区超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也较高。创新创业成功的人自然会获得超高收入，从而带来收入不均的上升。如果要限制超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数量，就会对创新和创业有负面影响。

 

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以牺牲创新创业为代价，不能让创新创业致富的人感到有压力，甚至害怕。市场经济下自然会出现一些人比较富有，除了运气外，还有是对他们的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回报，他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还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护合法的超高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合理的税收、尤其是资本所得税来调节超高收入。共同富裕与企业家精神没有必然矛盾，关键在于怎么去做。

 

经济观察报：你在《中国增长之谜》波音平台网站，一书中指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收入差距上升的程度没有中国这么快，可能是什么原因？ 

 

朱天：日本社会总体上看收入比较均等，我感觉这与日本的企业制度可能有关。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在晋升和薪酬待遇上论资排辈，不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高管的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的差距比英美要低很多，大企业的垂直整合程度也比较高。这套制度不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经营风险也较低，所以日本的长寿企业也比较多。

 

日本企业制度的这些特征可能与其历史形成的商业伦理精神有比较大的关系。明治维新时期的涩泽荣一被认为是日本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他一生创办了500多家公司。他的名著《论语与算盘》对日本企业界影响很大，他将儒家精神与西方经济伦理结合，指出儒家文化并不反对赚钱，只是反对见利忘义，因此他认为“论语”与“算盘”并不矛盾，义利可以合一。接待过邓小平访问的日本实业家松下幸之助也主张企业是社会公器，企业家应该通过企业盈利去回馈社会。著名的稻盛和夫也倡导企业家要敬天爱人，先义后利。

 

经济观察报：在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动态调整中，波音平台网站，商学院的角色是什么？ 

 

朱天：商学院要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者，不只是以企业利润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还要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者，波音平台网站，尤其是员工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帮助改善第一次收入分配。企业参与到公益与慈善事业中，则是对第三次分配的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从欧美学习借鉴了很多经验。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好的东西是应该继承的。“义利合一”也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伦理精神。儒家的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企业家应该继承这样的理想，做君子，而不做小人。君子关注大义和责任，小人关注眼前的利益。我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企业参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仍然很有价值。